我相信，每个地区都会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好路子。
在2010年，尽管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缓慢，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，呈现出一个双速增长的格局。美国的情况是，它的家庭负债表，已经处在衰退之中，但美国有一个印钞机，美元可以印到全世界去，因此美国国债不会违约，但是很不值钱，已经贬值了。
欧洲经济已经进入衰退，预计2012年全年增长可能为负值。那时是意大利、西班牙又一个偿债高峰。但目前来看由于日本家庭负债表还比较良好，所以日本的国债尽管占GDP比重最高，却没有违约的风险，还可以发行新债。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收入正好相反，基本上靠工资性收入。第二，希腊债的持有者都是银行机构，如果希腊债还款豁免50%，银行的风险就大大增加，必须增强银行的抗风险能力。
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基本上靠资产性收入。我们把主要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全部列出来了，如政府总负债，家庭总负债，家庭净负债，非金融机构负债，还有金融机构的负债，尤其是银行的杠杆（银行对于公共部门的债权），最后是整个经济的总负债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，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高。
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阶段，有哪几大块群体得益最少，而相对付出最多，那么就要在下一个十年中使之得到更多相应的扶持——未必完全要通过直接的经济补偿，主要是为这些群体创造机会，这比发救济金重要得多。谈中等收入首先要做好三个估价对比较小的经济体而言，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及相应的对策，是容易回答的，但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的经济体，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及如何据此制定相关的政策就变得非常复杂。我每次回内地，都很注意周围超市和农副产品市场食品的价格，其涨幅是非常显著的。这里举两三个和我们距离比较近的例子。
第一就是整个系统的腐败，因为体系性的腐败使得社会的资源不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，贪掉了很多，都浪费掉了。本来整个社会应是一条船，有一等舱也有二、三等舱，不能把后面的人从船上抛下去，抛下去他们就要把这条船给砸掉了，这就不是同舟共进。
经济不但要发展，还要优质的发展。由此，第二个需要清楚估价的是，我们有相当一大块的人——我想不会低于两亿——很容易被抛回来（即抛回贫困线以下）。第二个重要原因，牵涉到菲文化价值认同的根本。菲律宾现在人口快到9000万了，按照国际标准，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达到4000万，就相当可观了。
菲律宾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，宗教对计划生育是不允许的，过去这些年菲人口增长实在太快，很多家庭有六七个孩子。到餐馆吃饭时，菜单上价格的涨幅也相当显著——不是吃山珍海味，而是当地通常消费的那些食品。我非常支持他这个观点。第二，台湾是世界上发展公共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之一。
但后来绝大部分人公认，韩国和台湾是少有的从二战结束后的贫困线上走出来，走得较快、较平稳，而且持续优质发展的案例。这些人要想挪到别处并摆脱极端贫困，牵涉到基本的公民权：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，会不会被赶走。
只有依靠这一点，才不至于被自然资源不足这个缺陷拖住不能往前走。当然，更不能忽视的是最基本的土地产权等方面。
许多经济学、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都认为台湾和韩国的自然资源严重缺乏，土地也不够，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，像这样的经济体根本没办法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体相比。在这点上，台湾各界都承认差韩国一大截。我们农村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，对整体来讲还是要想办法拓宽进入更高收入的渠道。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经济体来说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所以只有时刻把这一亿五千万人放在政策优先考虑的单子上，我们才能见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本质。浙江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，经济的外向性同广东一样，非常强，而且浙江有一点也和广东非常相像，就是能打拼。
比如台湾有些做法就特别适合中国大陆，前面提到的中国大陆的前两类人，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一些重要的政策平台。但韩国有一点很给力，可能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，就是大力发展教育，即人力资本的培养。
为什么菲律宾这二三十年整个经济被拖在后面，原因自然很多，但有几点是显著的。十一亿五千万人中间，至少一半的人，包括不少农村人口和城市的低保人口，包括一些贫困地区、城乡结合部、小城镇甚至沿海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口，他们可能一只脚才跨进中等收入的最低线，还有一只脚在外面。
我们周边成功的案例，一个是台湾，一个是韩国。我非常希望广东能率先这样走，另一个我非常看好的是浙江省，它有这个潜力。
中国的贫困线标准不能和公认的标准差太多，否则就掩盖了中国社会里面相当巨大的贫困群体。严格说来，剩下的大概十一亿五千万人中，实际上至少2/3属于中等收入最低的那个档次这并不是说过去60年台湾的经济发展没毛病，但与其他一些经济体比，台湾作为资源奇缺的经济体，其发展路径有值得借鉴之处。台湾做得最多的是三件事：一是给农民一部分土地产权，农民没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便富不起来，台湾成功的土地改革，从广义上讲，就是要给最贫困的这些人落实产权问题。
比如台湾有些做法就特别适合中国大陆，前面提到的中国大陆的前两类人，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一些重要的政策平台。菲律宾展现在外面最多的一个镜头，就是贫民窟或垃圾废物堆上一大群孩子在捡废物，目的就是糊口，遇到严重的暴雨期经常会把人给压死。
2011年下半年联合国下属的研究机构作了一个报告，比较了发展中国家，特别是印度、巴西、印尼和中国内地等大的发展中经济体，对于国际上最重要的食品和粮食有关的涨落的居民损伤力指数。但后来绝大部分人公认，韩国和台湾是少有的从二战结束后的贫困线上走出来，走得较快、较平稳，而且持续优质发展的案例。
这个报告我看后很惊讶：中国属于世界上最容易受伤的发展中国家之一。这些人要想挪到别处并摆脱极端贫困，牵涉到基本的公民权：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，会不会被赶走。
只要这些政策结合起来，不用很长时间，大概五到十年，我们就能看到非常不同的一种社会状况。严格说来，剩下的大概十一亿五千万人中，实际上至少2/3属于中等收入最低的那个档次。菲律宾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，宗教对计划生育是不允许的，过去这些年菲人口增长实在太快，很多家庭有六七个孩子。广东、浙江应当起带头作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有个讲话，说再过若干年江苏的经济有可能超过广东，但超就超了，我们现在不要纯粹在量上和别人比，而要在产业结构上和别人比，要做好经济转型。
第一就是整个系统的腐败，因为体系性的腐败使得社会的资源不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，贪掉了很多，都浪费掉了。中国大陆这么大，不可能按台湾的发展道路和办法走，也不可能像韩国那样，但如果将这两种比较成功的模式结合在一起，我想至少适合中国大陆2/3的地区。
只有这样才能使韩国这种重视大企业——不是纯粹把它做大，而是把它做强的经济发展模式运行得更健康，这一点对中国沿海的大城市特别重要。假定我们东南沿海的这些省中，两个经济强省，广东或浙江，能够率先在经济、社会、法律、行政管理、教育等方面综合性地推出新的政策平台，我认为中国至少沿海地带的其他省份，就能跟随着广东、浙江，走出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走不出来的中等收入陷阱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，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高。不能让第一轮在后面的人第二轮还在后面，第三轮跑到更后面去了，这样只能创造反抗社会的破坏性力量，因为这个社会和他们不是在一条船上。
